误入部委面试，意外收获工作机会

我紧握面试通知单，站在部委的院子里，心中忐忑不安，手心全是汗水。保安随意地指了个方向：“东配楼三楼。”我走进门，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浓烈的机油味。在一台故障的老印刷机前，一位年长的师傅面露愁苦。见我进来，他头也不抬：“愣着干啥？快来帮忙。”虽然我不想解释自己是来面试的，但手已经不由自主地伸了过去。

经过半个小时的共同努力，机器终于修好了。老师傅摘下老花镜，仔细打量了我一番，突然问：“你爸爸……做什么的？”听到这话，我心里一紧：“我爸爸早没了。”他没有再追问，只简单说道：“三天后你来帮我个忙。”说完就转身离开了。三天后，我的面试毫无悬念地失败。刚走出考场，手机响了，竟是那位老师傅的来电：“小伙子，面试别去了，明天九点来这里上班。”我愣在了路边，这位陌生的老人凭什么给我工作？他究竟是什么人？

这件事发生在七月初的一个早晨。我前一晚上辗转难眠，天还没有亮便起床了。母亲刘玉萍从食堂下班归来，手中提着两个热乎的馒头，把它们递给我：“快吃，别饿着肚子去考试。”我笑着告诉她放心，穿上了她为我熨得平整的白衬衫，还仔细擦了擦皮鞋。虽然鞋底快磨平了，我用墨水把白边涂了涂，使其看起来还能凑合。经过两个小时的公交，我终于在九点多到达部委大院。大门显得很气派，两名身穿制服的保安在岗亭里守卫着。我拿出面试通知单，询问东配楼的方向。保安抬了下下巴：“就那边，三楼。”他指了指一栋灰砖小楼。我致谢后朝那边走去。

东配楼显然比主楼有些年头，楼道光线昏暗，墙面泛黄，散发着让人不明的气味，介于老房子那种潮湿的木头和锈铁之间。我上到三楼，第一个房间的门是开着的。我探头看了一眼，房间里堆满了机器、工具和零部件。一位戴着老花镜的老师傅蹲在一台沉重的绿色印刷机前，正发着火。见我在门口，他瞥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继续忙着。“愣着干啥？赶紧来帮忙。”听到这话，我进入了房间，这才看清了那台老印刷机。它大约是七八十年代进口的，机身漆面早已剥落，铆钉却依然坚固。侧面的齿轮里卡着一团碎纸屑，皮带也松弛着，发出嘎嘎的声响。

我蹲下观察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齿轮卡住了，光拧螺丝没用。”老师傅摘下老花镜，眯着眼上下打量我：“你还懂这个？”我没回答，从工具箱里找出长柄起子和一管润滑油。那些卡在齿轮中的硬纸屑需要慢慢剔除，我用起子小心翼翼地清理开来，然后把皮带重新拉紧上好螺丝，转动齿轮，听到“哒哒”的声响，顺畅了许多。“有电吗？试试。”我问。老师傅起身，啪地一声拉下了墙上的电闸，机器嗡嗡响起，滚轴开始转动，一切正常。他在机器边站了一会儿，似乎满意了，轻轻拍了拍机身，嘴里吐出一个字：“行。”我仔细打量这位年长的师傅，他个子不高，身着一件发白的蓝色工服，袖口卷着，露出的手臂黑黝黝的。老花镜也磨得发黄，镜腿上裹着一圈绝缘胶带。“几点了？”他问。看了看手机，我答：“十一点四十。”他转头说：“不走了，在这儿吃午饭。”说完便走出门，我在屋里犹豫着该如何开口表明自己来面试的事情。虽然离面试时间还有不少，但我心里无所适从。

不过，经过几秒钟的犹豫，我还是跟在他后面走了出去。食堂在大院的西侧，穿过一片梧桐树荫就到了。老师傅端了两个搪瓷缸，一个装菜一个装饭，随手放在桌上：“吃。”我坐下来，看到缸中的大白菜炖粉条和一块红烧肉，肚子才意识到饿。早上的两个馒头早已消化得无影无踪。我低头吃饭，老师傅对面慢吞吞地夹起一筷子粉条，问道：“哪个学校的？”“理工学院。”我回答。老师傅点了点头，接着安静下来。

吃完午饭后，他又带我回到了东配楼，推开了隔壁一间小屋的门。里面放着一台老式油印机，铁架上的磨损显而易见。他指着印刷机说：“这台机子跟了我三十年，前几天卡死了，找了三个人修都没修好。你看看吧。”我蹲下观察，发现是滚筒的轴头磨损变形，导致印刷时受力不均匀，纸板也常常挤成一团。不过，虽然修复难度不高，但需要拆开调速系统。于是我问：“要拆吗？”“拆。”老师傅回答。

我拿起扳手，开始一点一点拆卸零件。与印刷机相比，油印机的结构精密许多，容错率低，因此动作要格外小心。在工作过程中，老师傅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抽烟，连续点了几根。他并没有来帮忙，似乎专注于观察我。我开始没有在意，后来感觉到他眉头紧锁，似乎在思考什么。我也不便询问，继续低头干活。下午三点多，油印机终于完成修理，我试着手摇几下，滚轴顺畅运转，没有任何卡顿。

老师傅走过来，弯下腰仔细检查了轴头，然后看向我：“你的手艺是跟谁学的？”我想了想回答：“我爸爸。”他沉默片刻问：“你爸爸做什么的？”“厂里修设备的。”我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早没了。”他并没有接话，只是沉默地站了一会儿，最后选择返回值班室。我看了看时间，离面试已经过了。反正已经来不及了，我索性把地上的工具收拾干净，把零件归位。